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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向经济之声独家披露了他的两会提案。提案一:扶持民营文化企业,使它们得到和国有文化企业同等的政策支持。提案二:制定文化精品在中国大陆展出的司法免扣押条例,使得包括《富春山居图》在内的世界文化精品都有机会在大陆展出。文化体制改革一定要遵循文化事业发展规律凤凰卫视作为在全球华人中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媒体,在将中国特色和媒体市场化相结合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经验对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有怎样的借鉴意义?刘长乐:文化体制的改革一定要遵循文化事业发展的规律,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业发展规律里面非常重要的是,文化事业实际上是一个创造的事业,是一个以个体创造、个体的创意作为基础的一种行当,所以它也是需要非常好的运营体制。我觉得应该有一个非常开放和透明的文化发展的体制,应该有一个非常宽松和包容的市场经济运营空间,这对于文化体制改革来讲可能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理念。我们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美国的GDP中间,文化产业占了25%以上,英国是16%以上,日本也是10%以上,我们现在的文化产业不到3%,这个幅度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未来。中国文化企业上市应按部就班《2012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文化产业总产值预计超过3.9万亿元,占GDP比重首次超过3%。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催动之下,中国文化企业将会迎来“上市潮”,大量资本和热钱也蜂拥进入文化产业。刘长乐: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不等于大跃进,有些领导如柳斌杰就讲过这个话题,“不是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大跃进”。这个观点虽然比较尖锐,但是值得我们警醒。有些领导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们现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冷峻的,是清醒的。”不管怎么样,文化作为市场属性、商品属性来讲,走向市场或者走IPO这条路是对的。之所以现在势头比较猛、来势汹汹,有很多的公司都要上市,是因为在以前是相当的缺失,或者说基本上有很多文化的企业或者跟文化相关的一些产业,实际上没有得到IPO的条件,现在大家有这种机会,瓶颈大开了,所以大家一窝蜂的开始上市。这种一窝蜂的上市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文化产品本身走IPO的路线,文化产品的开发是要尊重文化的发展规律,走资本运作的市场也是一样,也有市场规律,比如说资本市场的运作在IPO上必须强调PE,强调收入率和回报率,强调非常好的公司透明体制和运作机制,这些方面对有些文化企业来说还是有很大的欠缺。因此在走向资本市场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急不得也乱不得。我不是泼冷水,还是邓小平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比较好一点,不要大家都跳到水里面了,还是手拉手按部就班排着队来过比较安全,也比较符合规律。文化产品走向世界需注重价值观的适应性去年(2011年)中国电影大丰收,电影年票房突破130亿元人民币。但是美方票房分帐比例达到25%,一方面是好莱坞大片的来势汹汹,另一方面是中国电影冲击奥斯卡等国际电影大奖,屡次铩羽而归。刘长乐认为我们的文化产品要走向世界,在文化的血脉方面应该有一定的认同和理解。刘长乐: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个方面可以看印度,印度电影产品基本上不走向世界,是一个自娱自乐的文化产品,印度的电影产量非常高,它就是为印度人自己的文化欣赏、消费来服务的。并不是说不走向世界,完全向印度人学习,而是我们如果走不出去,一段时间内也不要太在意。第二个观点,如果我们要走出去,可能我们的价值观和文化趋向方面应该跟西方和世界具有普视价值观的相适应,有一句话说,“中国故事,世界制造”,中国的电影或者中国的故事由世界团队来制造。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没人了,主要是在对文化的理解上,对价值观的理解方面,我们可能有些不同,比如说《花木兰》或者《功夫熊猫》在海外就取得了成功,这两个是中国的故事,但是由西方人进行了包装以后就在西方畅行无阻,这个例子应该对我们有所启迪。应该认同我们的文化产品要走向世界,在文化的血脉方面应该有一定的认同和理解,对人家的文化起码有些包容,这样才能针对市场环境和市场需求作出非常重要的一些适应性调整。
十一届全国政协五次会议昨日下午在北京开幕。作为恒大老板,全国政协委员许家印在参会之前的恒大全体会议上就曾经表示今年会带给政协一份关于足球方面的提案,而昨日他正式将这份名为《关于中国足球改革的几点建议》的提案上交政协提案组。许家印的这份提案看起来火力很足,其中猛烈抨击中国足球20年来一直处于“伪职业化”状态,并站在俱乐部股东的角度,认为应该把中超和中甲列入足彩竞猜,并且从足彩盈利中分出部分成立足球“扫赌打黑”专项基金。 问题 体制落后、硬件不足、足球人口匮乏 许家印在提案中提出了中国足球界目前存在的三大问题,即足球体制落后、伪职业化,商业运营极差;球场等硬件基础设施极度匮乏;以及足球人口长期缺乏。这三大问题的确戳中了当下中国足球的痛点。 许家印表示,虽然从1993年红山口会议以来,中国足球号称进行职业化已经整整20周年,但这20年里中国足球行政指令依旧横行,“伪职业化”倾向明显。而他所举的例子就是目前运营联赛的中超公司,表面上是独立的公司法人,实质上隶属于中国足协。在体制上缺乏独立性和业务上功能缺失,导致其商业运营能力极差,在联赛版权、冠名权及衍生品等重要市场资源上非市场化运作根本无法真正惠及投资人,也严重影响了中国足球的可持续发展。 除此之外,中国足球在硬件设施上也严重缺失,且现有硬件利用率极低。许家印举例说,目前,伦敦各类足球场约3000多块,北京的体育场不到100块,符合标准的足球场更少,并且多为不对外开放的校园球场,足球运动的全民普及无法开展。 而硬件和商业运行的弊端已经影响到中国足球的根基,许家印在提案中沉痛地公布了一组数字:目前,中国足协注册青少年球员不足7000人,为日本60万、西班牙65万的1.4%、1%;注册职业球员8000人,甚至是足球落后国家越南的16%;持证教练总人数约1.05万人,为日本6.3万的16%。2011年中超联赛综合实力世界排名第66位,不及泰国、新加坡等足球弱国。 建议 彻底体制改革,软硬件从速建设 在许家印的建议之中,不论是成立独立自主的联赛公司、建立完善联赛公司运营机制还是建立健全联赛体制,从本质上说,都是站在中国足球必须彻底改革的基础上。 许家印建议的第一条就是建立职业联赛的独立运营机制。而这一点在2004年时就曾经有多位俱乐部老板提出,不过许家印的建议更加强调“独立性”。他建议成立独立自主的联赛公司负责国内各级职业联赛运营。公司股东为各家俱乐部,与足协相互独立又密切协作。公司运营的内容包括管理职业联赛、独立进行商业开发、独立拟订和实施职业联赛发展规划、独立处理职业联赛日常办赛事务,独立对办赛中的重大事项做出决策。 此外,许家印还建议在日常的足彩竞猜中增加“竞猜中超中甲联赛”内容,而联赛公司通过版权输出参与其中以改变公司经营状况,进而通过合法的足彩来增加公众的关注度和监督力度,进而根除联赛假球、黑哨等现象。“中超足彩”也要拨出部分盈利设立公益基金投入足球人才培养与硬件设施建设,同时设立足球领域“扫赌打黑”专项基金。 而在“根基”的足球人口扩大方面,许家印则建议设立多层级的联赛体系,包括学校联赛、职业联赛、社区和企业联赛、城际和省际联赛等。但他同时还提议放开外援名额限制,促进国内外足球优秀人才交流,进而扩大球迷人数。并且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规模化、专业化、高水平的足球学校,直接扩大足球人口;鼓励国内知名的中小学校及大中院校与专业足校合作办学,为足球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基础教育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南方日报记者 郑照魁 朱小龙
资料图:中国空军的轰炸机在人口稠密地区进行飞行训练军事设施保护所体现的国防利益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利益,实际上都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军事设施保护是关系国家全局的军事利益,城市化进程和城乡经济的发展是富民强国之举,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地方经济发展与军事设施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情况看,当前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与军事设施保护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违规建筑有损军事设施使用效能近年来,一些沿海发达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快速推进,民生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但是一些地方在进行城市规划、开发建设、造桥筑路时既未能遵守军事设施保护法的有关规定,也没有征求军事机关的意见,造成新设民生设施与军事设施互碍互扰,影响了军事设施使用效能的发挥和安全保密工作的开展。以军用机场净空保护与民生设施建设之间的矛盾为例,随着地方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一些原先地处城郊的军用机场不知不觉中处于经济开发区的“包围圈”内,超高建筑物,人为漂浮物和电磁波等障碍物日益增多。这些障碍物破坏了军用机场的净空,对机场飞行训练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又如,一些地方政府在规划和审批可能影响军事设施保护的大型民生工程的开发建设项目时,不依法征求军事机关意见,将一些大型城市生活性设施,建立于军事设施周围,造成了军事设施的环境污染,影响了军事设施使用效能的发挥,加大了军事设施安全保密工作的难度。部队遂行军事任务空间受到挤压在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农村城镇化、乡镇城市化逐步推进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国防意识和法制意识淡薄,过分强调局部经济利益,忽视国防安全利益,在制定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安排经济建设项目时缺少与部队的协调,致使地方产业和部队争水域、地域,给部队的正常训练、演习造成了干扰。以地方造船业的发展与军港保护的矛盾为例,个别造船企业受经济利益驱动,在地方政府的允许或默许下,擅自在军港周边或军民合用港内违规填海造池,建设码头、船坞和厂房。而在一些沿海城市,由于海水养殖、捕捞业的发展致使舰艇航道受渔船挤占、堵塞,航行中受渔网、水箱干扰问题日趋突出,严重影响了部队正常战备训练。部队在军港或军民合用港内进行海上演习期间,仍然经常出现个别地方船只闯入演习海域并对劝阻置若罔闻或拖延驶离的现象,对部队正常的演习秩序造成了一定干扰。某旅训练点是一个集坦克驾驶、射击、轻武器射击、高炮射击、汽车驾驶、装卸载训练和步兵营以下分队战术课题训练的综合性训练场地,训练设施配套齐全。但由于该场地所在地域被查明含有丰富的铝矿石资源,当地居民和小厂矿受经济利益驱使长期在该训练场偷采矿石,导致作为射击场靶档的山坡被挖塌方,场地内更是坑坑洼洼,面目全非,已基本丧失了原有功能。军事设施产权矛盾引发军地纠纷近年来因军事设施产权不清、军事设施用地土地权属模糊,不仅导致了军事设施保护区域长期不能划定,也对军事设施使用效能和安全保密造成了危害。以土地权属为例,由于军事设施用地的土地权属不清,近年来驻村镇部队待规划储备用地被个别单位和个人以道路整修拓宽和改善生活设施为名所挤占的情况时有发生。以军事设施产权为例,某基地战术训练场由于一直没有办理土地使用证,致使部队在遇有当地百姓采石、取土,破坏场地、影响战术训练的情况时却无法据理力争。由于军地之间签订的训练场地征地文书、场地协议、地籍图等法律文件丢失,某海防团训练场虽然被列为军事管理区,但该训练场的产权却不归部队,致使训练场四周边界不清、标志不明,被占用和蚕食现象时有发生。保护与发展中面临新的法律困境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颁布以来,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军事设施保护法为核心的军事设施保护法律体系。在此法律体系下,大到国家、省、市,小到地、县、乡(镇),军事设施保护工作都基本作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深入,军事设施保护在如何协调军事利益和保障经济发展利益关系方面的法律准备工作还显得较为薄弱。一是关于军事设施的划区域保护问题。根据我国军事设施保护法规定,国家对军事设施的保护实行分类保护,确保重点的方针。这种以设施的使用效能、军事价值及安全保密要求为标准,将不同的军事设施划入不同区域进行保护,是现行立法在贯彻“分类保护、确保重点”方针上迈出的关键一步。它不仅有利于军事设施管理机关在不同类别的军事设施保护工作中突出重点,防止厚此薄彼,而且有助于国家在实现军事设施保护的同时兼顾其他社会利益。然而,对军事设施划区域保护的法律模式还有待进一步细化,特别是在涉及具体种类的军事设施保护方面,现行立法仍显得较为粗糙。二是关于军事设施在部分具体、特殊情形下国防资产流失的预防。虽然国防资产具体制度的设计对军事设施保护并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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